天星鐘樓的文化共鳴
文：曾德平
圖：曾德平 （咫尺天涯舊地日記010197）
唔記又記得的日記
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我開展了一系列取名為「咫尺天涯舊地日記」的攝影計劃；英文題目是 A Diary of the Distancing Place。舊地/ the Place就是香港；咫尺天涯/ Distancing的感覺來自當時政權回歸在即，有感於自小成長地方的質變難免，心理距離越來越大，於是以攝影日記的方式，把當時的心情記錄下來。每張照片都附上010197、020197、030197等順序編號，每張照片就是一篇日記，直至300697的最後一張。照片的影像都是香港人曾經見過或常常遇到的景物，例如荔園遊樂場、中區大會堂、兵頭花園（香港動植物公園）等等，都是我一直在香港生活，經常到訪的地方。那些地方並沒有什麼代表性，更不是什麼公認的地標，有些極為平凡，甚至瑣碎。日記嘛，又不是天天發生大事，總之想記就記。
直至最近的「拯救天星鐘樓」行動，我翻看那輯攝影日記，010197的那張恰巧是天星鐘樓。天星鐘樓佔據整輯日記的第一位，相信必定有些特殊意義。於是，我煞有介事地思前想後，搬出一大堆中外攝影文化學者和評論家的理論，希望找出原因。甚麽本雅明桑塔伯格列維斯特勞斯巴特布迪厄利歐塔德里達祈大衛黎健强梁寶山聞雪姬劉建華等等，抄埋一串﹔我甚至重讀為人詬病的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學說，攪清楚兒時的某些遭遇，例如我姑婆握着我的手教我畫「火船」（查實是渡海小輪），有否影響我長大後的創作路向。結果，結不了果。卻發現第一張和第二張、第三張第四張第五張，以至最後一張在排列上是同樣地没有意義的。都是生活常態中的偶然性使然。就如家裏用的碗碟是偶然從亞爺鄉間的舊屋撿回來的；餐枱面板是機利文新街「到會」服務結業時撿到的；枱脚則是三角碼頭盂蘭勝會派米後丟棄的大米桶；茶几書枱是大學換新傢俬write off後拾得的；厚身玻璃水杯是調景嶺村待拆時平價買到的；擱在牆角用作觀賞的四腳電視機（不是電視節目）是一位在華富邨住了三十多年素未謀面的女士送的；掛在走廊的意大利壁燈是從鴨寮街鐵檔買的；玻璃飾柜是從梁輝臺一楝八十年樓齡的三層唐樓救回來的；女兒小時的high chair是堅道藥材舖過渡至地產公司時，從垃圾車裏搶走的；Brother衣車是亞爸的山寨廠結業時遺留至今的；勝家鞋車則是朋友的爸爸退休後，後繼無人而割愛的；儲存冬衣的鋅鐵箱是泥街枝記手做的，另外兩只跟擺花街報紙佬亞何交換的；用了18年的Lomo相機則是青山道唐樓樓梯底相機檔的水貨；studio的紙紥護衞員是史丹頓街秋記亞肥伯紥的；雨傘是遮王何洪熙累積多年的parts湊合而成的…如是者，這些唔記又記得的（日記怎記得那麽多）生活常態令周圍的人事物萬佛朝中，構成充滿故事的個人生活— HIS-STORY (history)。同一個族群成員的故事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亦即是所謂文化認同。故此，當答記者問為何要保鐘樓時，我說：「鐘樓係你同我屋企嘅嘢嚟嗰喎，要搬要拆，係唔係要有商有量先。」
商量，就是讓族群成員交流各自的、圍繞鐘樓發生的生活故事，然後討論鐘樓的文化意義，討論成熟後才決定去留的議題。然而，一個只叫我們愛國，不鼓勵我們扎根香港的政府，會否有耐心讓市民參與創造一個延續本土歷史文化的討論呢？
扎根家鄉
跟很多年齡相若的香港人相似，我的父母是在國共內戰時逃難南來，帶著難民心態，尋找安居之所；九七回歸感到威脅，雖然年事已高，卻極力想法子移民，再度踏上尋覓安定生活之旅。我是家裏在香港出生的第一代，早已認定自已要扎根香港。我有自己的孩子，不希望大家過著無根的漂泊生活，決定留下來，「香港（不單只）是我家」，香港是我的家鄉，一處我願意扎根的地方。很明顯，我這一代需要的，並不單只是最基本的安定生活，而是一块可以落地生根，發展枝葉的土壤。
這块土壤就是香港。眼前的一磚一瓦一碗一碟一車一船都是每一個香港人每天正在耕耘著的。政府希望我們愛國，有效的做法就是讓市民繼續參與創造一個延續本土歷史文化，又可以預見將來願景的地方。那麽，香港人自然會愛香港這块中國土壤。這次「拯救天星鐘樓」行動正正就是市民延續本土歷史文化的愛國表現。
破舊立新的迷思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破舊立新不是提供更多發展空間的好方法嗎？是的。但我們要把「破舊」理解為打破舊思維；「立新」則是訂立新價值觀。前殖民政府以至現在的後殖民政府均以經濟秩序為發展的依歸，忽略了歷史秩序和文化秩序，這種舊思維一直沒有改變（西九「文藝」區只不過是經濟秩序下的產物）。「破舊」被單薄地理解為一切阻礙經濟發展的人事物都要被剷除— 舊樓、舊區、舊海、舊居民，無一倖免。硬崩崩的舊思維無助新價值觀的訂立，以經濟掛帥的價值觀以無奇不有的名目來區隔 (ghettoize)「失敗者」，以突顯自已的「經濟成功」。例如把無緣升學又（暫時）找不到工作的標纖為雙失、領取綜緩的叫作懶人，即社會寄生蟲等等。另一方面，為了保持高地價政策，舊思维把我們的注意力框限在以維多利亞城區為首的已發展區域，大概是香港面積的百份之二十。所有在這個高密度框架内的「自然而成」的問題都變得嚴峻、逼切而導至每個人都要讓路，否則便會被冠以「阻住地球轉」之罪名，亦即是阻人發達。事實是，我們自小便耳濡目染地全盤接受了「香港地少人多，人烟稠密，依賴開山填海獲取土地」的羅輯，忽略了還未開發的百份之八十的土地。
故此，在舊思維的驅動下，政府發放新碼頭這度煙幕，目的是要剷除框架内的天星碼頭和鐘樓，好讓商業計劃得以發展，而地價進一步調高。好一個老調重彈的發展計劃。煙幕背後其實隱藏著另一個惡夢— 填海。維多利亞港是我們僅有的天然資源，過度的開發令海港變質，胡亂的堆砌打亂了沿海地區既有的文化秩度。一幢幢從天而降的摩天大樓，鬼五馬六，互不相關，跟周圍環境不協調，只見暴發户式的揚揚得意，無論如何也無法建立起有格調的海港景觀。
政府决意剷平天星碼頭，連帶我們扎根此地的感情作用也一併剷除。我們的政府始終不明白，本土歷史文化的延續對我們土生土長的一代來說，其意義比任何經濟成就來得重大。究竟，我們的政府何時才明白，登堂入室的推土機是何其粗暴，一代人的文化耕耘是何等脆弱。當我們别無選擇地上街保衛自己的歷史文化時，政府对歴史的視而不見就顯而易見。當我們大聲疾呼時，政府对文化保育的鄙視就呼之欲出。究竟，我們的政府要發展的是甚麽啊！